职称改革：科学客观公正评价专业技术人才
全国5500余万专业技术人才将迎来一个利好消息。日前出台的《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完善评价标准，创新评价方式，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的倾向，科学客观公正评价专业技术人才。单位可以根据市场化需要，自主评价职称，改革收入分配方式。
所谓职称制度，是指专业技术人才的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就学术而言，它具有学衔的性质；就专业技术水平而言，它具有岗位性质。问题来了，教授搞学术，民用航空人员搞飞行技术，这俩一个在地、一个在天，评价标准却是“一刀切”，大家都要发论文，都要过英语和计算机考试。这对于偏岗位需求的专业人才来说，显然不公。坊间也经常有抱怨，如一位育种专家，培养出好几个玉米新品种，也发了很多篇论文，可是英语不过关，于是连副研究员都评不上。
要评定职称，先过外语和计算机，这一做法多年前就遭到质疑。此前已经有很多地方进行去行政化尝试，比如广东省强调，对科技人才的职称评定要实现向“重科技成果”转化，北京也不将外语作为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硬杠杠”。但问题是，没有国家层面的政策推动，这只能作为小范围试验。这次《意见》出台，对于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都有回应。
一是明确提出不对职称外语和计算机能力做统一要求。这个是大势所趋，比如一些二三级体育教练员，不用带队训练，也不用出国比赛，要求英语有何用？经常有人问，国外工程师也要统一考英语和计算机吗？当然不可能，比如美国都是考资格证，注册会计师考CPA，金融分析师考CFA，一般工程师都没有统一职称评级，都是自己公司评级别，腾讯、阿里就是这种模式。
二是提出合理设置论文和科研成果条件，尤其是提出了对论文作假的“一票否决制”。论文是评职称的硬标准，必须发。至于评价标准，要看级别和数量，发在CSI上更值钱，发得多也更有戏，大多数时候只要看期刊封面和目录，内容写的啥不重要。这就是典型的行政标准，跟我们今天成为“论文大国”是亲生关系：比如巴西一本无甚影响力的期刊，去年发表1600篇论文中国医疗从业者的论文，占这本期刊全部篇幅的七成。
既然数量和级别是评价标尺，论文造假就很自然了。最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就曝出一个消息：自2015年3月开始，《英国现代生物》《斯普林格》《爱思唯尔》《自然》等国际出版集团出现的4批集中撤稿中，涉及中国作者的论文有117篇。其中，23篇标注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另有5篇被列入已获得资助的项目申请书。
由上可见，要遏制唯论文现象，不仅要实行“一票否决制”，更重要的是从评价方式上，重新回到学术质量的关键点上，实行学术共同体评价，实现学术权和行政权分离。
三是突出评价专业技术人才的业绩水平和实际贡献。这就关系到一些不那么学术的岗位了，随意举个例子，我国的职（执）业资格里有注册验船师、棉花质量检验师，这都是很技术化的工种。一些航空技术、传播技术方面的技术人员，工作重点是在出科技成果，这些人的贡献就不能用论文来衡量。那怎么衡量？最好由用人单位作为评价和使用主体，《意见》中同时也提到，要下放评审的权限，变行政评审为社会化评审，政府改为事后备案管理。
综上，这个改革其实是权重再分配，从重学历、资历、论文、奖项、外语、计机能力，改为重视能力、业绩和贡献。但这种权重改革后面，还需要考虑一个相当固化的历史因素，就是收入分配。职称可不仅仅是职称，它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直接与职务前景和收入报酬挂钩。对于一些科研单位、高校、公有制企业来讲，这个利益动因并没有被破除。
这里有一组数据。根据“2013年全国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状况调查”，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称评审的动因分布里，为提高工资待遇的占到了64.4%，为最主要的动因。现在比较直观的是高校教授和讲师，可能学术能力差不多，但收入可以差几千块，晋升前途也大有差别。
这种职称和收入挂钩的情况由来已久，最早可溯及到1986年。当年下发的《关于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职称制度改革的中心是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并相应地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度”，直接提出了收入和职称挂钩。历史的惯性力惊人，当年文件要求体育教练会英语，英语考试成为了硬标准；而职称和收入挂钩，在今天对很多人来说，依然是挠破头皮的一等大事。
有必要提一个问题，《意见》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力？显然，对于一些公有性质色彩特别浓厚的单位来讲，可能影响力有限，因为这些单位的旧有收入分配模式，依然严重和职称挂钩，论文、学历依然将扮演重要角色；对于一些充分市场化的企业来讲，就可能比较自由啦。这些单位可以根据市场化需要，自主评价职称，改革收入分配方式，给专业技术人才比较大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