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深圳当中学教师后，编制给人带来了幸福感！
放在10多年前，深圳大部分在编老教师的学历是中专、中师；后来招聘新教师要求本科，如今，硕士是门槛。
张丽丽的幸福感是公租房和食堂给的。
她住在深圳南山区，公租房的月租不到1000块钱，可以步行上下班；工作日在单位食堂吃饭，一年餐费2500。
安全感则是医保给的。
有次单位组织体检，她查出点小毛病。看病走医保，结算之后，就花了几十块钱。
2019年，“985"高校硕士毕业的张丽丽通过校招，来到深圳南山区当小学老师，虽然不是没有冒出过“被豢养”的狐疑，但丰盛的餐食和虽有若无的房租带来的踏实，比想象中更耐得住咀嚼。
这种踏实是甜蜜的。在稳定和体面之外，它并没有“剥夺”张丽丽在这座现代都市“买买买”的快乐：工资条不骗人，算上杂七杂八的绩效、补贴，一个月到手一万六七，交完7000块的房贷，还能剩一大截。这还没有算上7、8万不等的年终奖，第一个学期年终奖到手时，张丽丽转头去了万象城，入了一款LV琴谱BB。前几年，单位里的年轻老师很流行寒暑假来一趟欧洲游。
据了解，珠三角第一梯队的东莞、深圳和广州，入编教师年薪可以达到30万，第二梯队珠海等地，入编教师也可以保持月入1万以上的水准。
高薪要求高学历。
放在10多年前，深圳大部分在编老教师的学历是中专、中师；后来招聘新教师要求本科，如今，硕士是门槛。2019年，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高级中学发布的新教师拟聘名单中，20名录取者有19人毕业自清华、北大，而且都是硕士以上学历。
张丽丽第一次来深圳就被吸引住了。
那还是读硕士的时候，开完会，她来到市民中心闲逛。音乐厅、博物馆、图书馆，张丽丽呼吸着这个城市的朝气，从来往的行人脸上，感觉到一种让自己向往的生活。那天逛到最后，张丽丽来到了一家书店，不同年纪、不同职业的人在这里驻足，一抬头，横幅上写着“一个城市会因为读书的人而受人尊重”，这句话一下子就打进了她心里，“就算只能在这样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也是很好的。”
跟张丽丽一样，姜可蒙也是外地人，她从甘肃老家一路考上了一所985高校的汉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去年，在择业的关头，姜可蒙放弃了月薪两万有余的外企offer。“当初有投机主义的成分”，她坦诚，是可观的薪水加上稳定的编制，让她选择来深圳当老师。
高薪给了张丽丽定居深圳的可能。家里帮忙付首付后，张丽丽背上房贷，在没降薪之前，虽然每个月有7000块的房贷，但由于吃住花销很小，生活并不会紧巴巴。
在编制的“队列”里，她有种成为深圳“自己人”的感觉。她打听到学校教师的孩子在择校方面会有政策，“纯从利益得失上考虑，也算是在婚恋市场上加了砝码。虽然现在还没有结婚的打算，但有总比没有好。”
招聘那天，排队面试的时候，张丽丽问起前面人的学历，“北大的”，再问后面的，“南开的”，旁边的问问，“清华的”。她感受到了“内卷”，也感受到了快感，“知道自己选上以后，那一下，确实特别开心。很大一部分原因，我跟这样优秀的人在一起工作，证明我也很优秀。”
另外，由于公立学校把学历最高、条件最好的老师掐了尖，深圳教师群体内部有了一条或隐或显的“鄙视链”。
没有入编的代课老师和一些私立学校的老师列在鄙视链额末端，总会以考上编制为目标。他们是对这个“鄙视链”感受最深的人，一位18年入职深圳某民办初中的老师就透露说：“我刚工作第一年，学姐就劝我赶紧考编，说我在私校不如别人，而且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这些话。我就不相信。虽然入编的老师确实是学历好、工资高，有优越感，但是你能力不行，一旦降薪，你没有勇气和底气离开。”
姜可蒙的朋友同年从大连外国语大学硕士毕业，就因为学校不够顶尖，被卡在了编制外，朋友最终去了一家私立学校。虽是市里数一数二的初中，朋友时不时被人问什么时候去考编，那语气听上去，就像她现在没有工作一样。
张丽丽、姜可蒙是幸运的，但“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价格”。
起因是一只垃圾桶。
陈彭豪下午才磨磨蹭蹭到学校，把班主任姜可蒙气住了——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三天迟到。
前两天都是罚倒班级里的垃圾桶，但这次他下午才来，垃圾桶早就被值日生倒过了。
怒气上头，姜可蒙没有想太多，让他去把老师办公室的垃圾桶倒一下，以示惩罚。
当天晚上九点多，姜可蒙刚备完第二天的课，家长群里也渐渐不再有消息弹出，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先休息一下，回来再做公开课的PPT吧”。刚要起身去倒水，手机接到一条私信，是陈彭豪的家长，“姜老师您好，我们是陈彭豪的家长。陈彭豪迟到，罚他倒班级里的垃圾，谢谢老师能够帮助我们管教他。但是，我们希望你不要让他给你倒垃圾。如有下次，我们会采取合法的手段处理。”
她怔在那里。
因一只垃圾桶而起的纷争，背后折射的是教师和家长的对立情绪。
这还是露骨的。其实，家长和老师之间越来越重的对立情绪，很少表现地这么显著，它更像是小针，藏在底下，绵密地布满双方的阵地，一点点消耗掉彼此的热情和耐性，“你不管做点什么家长都能投诉，我们这儿哪是老师？是服务行业。”
“把自己想象成一架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才会轻松点。”
姜可蒙理解家长。但是她又不敢理解家长，不愿意理解家长。
有一次在睡梦中，她被家长一个电话吵醒。电话那头，是一位焦虑的母亲，因为夫妻大半夜吵架，小孩也跟着没睡好，打电话来是给小孩请假。孩子8点半上学，现在是5点56分。
“我特别理解她做母亲的心情，我能共情到她，她这个时候一定很想找人说说话。但是，我也真的很想骂人，但是我不能骂，不能挂。”那天，姜可蒙在电话里还是像往常那样温柔，只是这种温柔却格外的复杂，里面有真，也有假，有体恤，也有无奈，面对一个投诉“钉子户”，她不敢，后来就不愿意再去共情。
张丽丽就曾经遭到家长的投诉。
家长忘记带孩子测核酸，导致第二天没能来上学，他们去学校把张丽丽投诉了，理由是“没有通知到家长”。学校找她问情况，张丽丽据理力争，把自己当天在群里发的提醒截了图，给领导看。
“学校的意思就是他们都知道，我做的没问题，但是最好别得罪家长。家长不依不饶，要个交代，领导就在学校老师的大群里点名批评我。当时不是社死，是非常丢人，而且，它很影响你在领导、老教师眼里的形象。我们和家长之间不应该是合作的关系吗？现在却搞得很对立。”
这里没有多少温情和体谅，有的是压力和心累，甚至剑拔弩张。
姜可蒙觉得自己的身体和大脑被挂在钢索上，硬撑着往前滑，一眼望不到头。
工作量持续饱和，是她始料未及的。
早七晚十成为常态。“从上班到下班，脚不沾地，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每周15节正课之外，还有校本课程、公开课、道法课、延时服务等等，或关系到绩效打分、评职称的非常规任务。
每一节公开课从接到通知，到最终考核完成，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而公开课的考核结果关系到职称的评定。
家长期待深圳的教育是不同的，是与时俱进的。为了给家长交代，学校会在公开课上把“新”当作一个硬性指标。姜可蒙回到了硕士期间的“老本行”——看论文。新的教学理念层出不穷，为了跟上时代，老师们需要花大量时间来消化。先由老教师把关，再到级部领导试听，再到学校审核，一节公开课往往要上个四五遍。
“我要努力呈现一个大家期待的完美老师的形象。但我私下想，是不是那些专家们也不知道这些新的教育理念到底什么？那些在公开课上演练的新理念也很少能用在教学上。”
张丽丽今年会轻松些，因为她已经拿下了“应该”拿下的那些奖，现在，她可以休息一阵子。不过越来越繁琐、复杂的校本课程还是困扰着她。每一年，原本简单的课程都会加上新的环节，最开始只需要把课讲好，去年加上了教学设计和做记录，今年又在去年的基础上，加上总结和评比，“环节越来越多，你会怀疑它们除了消耗精力之外，真的有效吗？”
课程之外，身为班主任，姜可蒙和张丽丽需要把很多精力放在学生上，突发事件总是接连不断，所有人都找班主任，所有的责任也会往班主任身上推，“每个月多出这1500绩效可不是白拿的。”
一连五天连轴运转以后，每个周末，属于姜可蒙“回血”的时间是6个小时。
这周六，为了准备期中考之后的家长会，姜可蒙花了一天来分析每一位学生的表现，制作PPT。让她头疼的是，上个学期其他班的班主任往PPT里放了自己做的视频，被校领导点名表扬，到了这个学期，往PPT里放视频——还得是自己做的——成了所有班主任心里默认必须要做的工作。
周日一起床，姜可蒙面临着选择，是把上午的时间用来“磨”公开课，还是“磨”下周的阅读课？一想到公开课背后的评比，评比背后的支撑考核，以及同事们对自己的看法，姜可蒙只能把那本《夏洛的网》推到一边，找出下载好的论文看起来。
在那每个周仅剩的6个小时里，姜可蒙也没能如自己当初想象的那样，“课余的时间可以看看书，精进一下教学”，闲下来，除了躺在床上，她都会去附近的购物广场逛逛，接接睫毛。
最近她爱上了去中医针灸馆按摩，能走医疗保险那种，“按摩特别疼，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大喊大叫，有时候还哭出来。”
张丽丽是去年开始裁去了年终奖，“以前每个学期发一次年终奖，去年该发钱的时候，却没发，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今年三月份左右也没发。”而去年刚刚入职的姜可蒙虽然在入职时被承诺“怎么都有30万”，而实际上，她从工作到现在的一年，都没见到年终奖的影子。由于每个月都要补贴家里一笔钱，张丽丽甚至有了“捉襟见肘”的感觉。
降薪之后，行业里又觉得教师变回了“钱少事多”的工作。
陡然降下30%的薪资，让教师正在失去它“性价比”。不过老师们也并没有因此就大批地离开。
张丽丽选择忍着、留下来，因为有房贷。“我不敢走，只能‘消费降级’。现在也很少再大手大脚地花钱。”姜可蒙也没有离开，今年才是她正式工作的第二年，虽然经常自嘲是被投机主义“愚弄”了，但是失去了应届生的身份，眼下的她没有更多好的选择，“我也不知道自己除了老师还能做什么。也许是考博？但是无论是从家庭责任还是就业来看，都不现实。”
不过还是有人离开。不久前，张丽丽的一个同事转行去了华为写代码。同事是计算机专业，本来毕业时就拿到了大厂的offer，但最终在大厂裁员压力下还是选择了来到这里做老师。降薪让教师失去了经济上的吸引力，再加上身处其中，发现教师这个工作并不比码农轻松，让他在今年七月选择了离职。
姜可蒙也在琢磨着未来的打算，现在，把她跟这份职业牵系起来的，除了现实的考量，只剩下批阅作文时候的快乐——“深圳冬天的太阳是什么样子的？像早上妈妈叫我起床一样”，每次看到这样的句子，姜可蒙总是会被打动，“现在，如果说有我真正想做的事，就是回到妈妈的怀抱里。”
如果离开，能做什么？拼命在这个时代中计算自己位置的老师们，开始学习如何面对真实世界。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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