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低龄留学意愿暴增！加拿大教育是怎么样的？
回顾2022年的留学调研数据，最明显的两个变化：
低龄留学意愿暴增136%；
曾经的留学第一目的地美国，留学意愿连续三年下降，加拿大、香港、新加坡大幅增加。
时至年尾，我们想知道在这一波大潮中，如愿低龄留学出去的人怎么样了？他们又面临了哪些未曾预料的挑战？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加拿大小留学生的故事。
第一个学期顺利结束，我对加拿大又有了很多奇妙的认识：
1这里的人普遍不高，我作为一个“霍比特人”在这里生活竟然没有一点不适，颠覆了我对国外“人高马大”的印象；
2这里真的很“土”，特别是入冬以来满城萧瑟的景象，让人瞬间理解为什么好多人放弃加国身份毅然回国；
3这里真的很佛，再不起眼的工作也有人几十年如一日地干到退休。
那么教育呢？
之前我们曾经写过美国妈妈眼中的低龄留学10年，总的来说是更加地“内卷”，竞争白热化，但加拿大则不然--
“即便在留学最鼎盛的那几年，也没有过所谓的金牌补习班”
“和美国学校相比，加拿大的学校就相当于二本”
“顶私毕业的孩子也不见得就会向往藤校，价值观完全不同”
“无论上大学、大专还是学徒班，10年、20年后大家都差不多，那为什么还要挤破头去读大学呢？”
抛出这些有趣观察的是加拿大的老移民、朱凡博士。
朱凡79年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90年代就移民加拿大，在过去的十年间，他先后将三个子女通过不同的路径（公校、顶私）送入心仪的名校。
这期间，出于对教育的热爱和众多家长的委托，他不仅创办了留学教育企业，同时还撰写了五本书，涵盖了低龄留学到大学申请的方方面面，帮助了数以万计的留学家长。用他的话说，他是“见证人，过来人，也是同路人。
跟他的聊天，我时常觉得颠覆，“不卷真的行吗？”“那样能有竞争力吗？”“家长的钱花的值吗？”
但一旦带入加拿大的语境，一切又都好像合理了起来。于是我整理了几次和朱博士的聊天，或许对于国内想要了解加拿大低龄留学的家长能够有一点点启发。
从“学渣”扎堆，到国际学校学生的Plan B，为什么都是加拿大？
可能因为公号价值观的缘故，在“爸爸真棒”很少会看到那种因为在体制内“混不下去”，家长砸钱出国留学的故事。但不能否认，这一群人其实在留学大军里，（至少曾经）是主流。
加拿大就是“学渣”们的第一落脚点。因为是广东人，朱老师当年没少听到家长说“朱老师，多少钱都行，你帮我搞定孩子。”可是往往越是这样的孩子，越难搞定。
最初当监护人那几年，朱老师所有时间都放在帮孩子调适心理、过渡生活上了。
没有自理能力的“黑暗料理王”烧水就炸了半个厨房；
闹铃也叫不起床的“少爷”被学校通报批评，监护人被迫每天早上“人肉叫早”；
每天洗澡1小时起，频频被寄宿家庭投诉的“小公主”……
12年到15年那段时间，朱老师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劝退”——“在国内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不会在国外迎刃而解的。”
在朱老师看来，那时候的“低龄”多多少少等同于“低能”，学习能力（特别是语言能力）、生活能力都没有准备好。
这跟2016年以后，国际化学校出来的孩子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不仅有相当过硬的语言优势，同时在心理上也做好了“我可能会孤独，我要如何应对挑战”的准备。
那么为什么加拿大不像美国那么“卷”呢？
其实，这里面有历史的必然和偶然。
说必然，背靠着美国，加拿大真的没什么卷的必要。“连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国民品牌Tim Hortons都在2014年就被美国收购了”，这里纯粹是在输出各种“资源”。
来加拿大的人，都有比较清晰的目标和定位--
要么是为了容易留下来（我有不少同学也是美高美本没留下来，最后跑到加拿大读研再留下的），
要么是因为这里学费较美国便宜得多（16年，加拿大私校学费6万的时候，美国就已经飙升到了30万+），更不用说可以读免费优质的公立学校。
另一方面，与世无争的加拿大人对于藤校也没有特别的迷恋，倒也不是说能力达不到，而是觉得“没必要”。
如果读公校，长年累月的公民教育，让“打工人”三个字深深地烙印在了加拿大人心间，以至于这边的学校没有留级概念，数学没及格就下一年再修，实在读不懂大不了不拿学分。
为什么一定要去读大学呢？
读大专不香吗？
说不好毕业后谁赚得更多（赚得多又怎么样呢，还不是一样土……）
所以，本地西人只有零星的补习班，为了catch up学校的进度。
那么华人呢？华人自然是不甘心躺平的，为了冲击政府设立的天才班（Gifted program），卷！为了考上就业率第一的滑铁卢计算机，卷！为了竞赛拿第一名，卷！
以至于一度在多大附近有200多个大大小小的竞赛补习班，而天才班也备受争议，包括美国在内，很多西方媒体都在声讨“天才班涉嫌种族歧视”，非营利机构The Hechinger Report表示：“12.7%的亚裔学生，8.1%的白人学生被判定为天才，只有4.5%的西班牙裔和3.5%的黑人学生有机会被承认智力天赋”。
更绝的是，补习班也不是解决父母焦虑的终极办法。在加拿大，真正有“抱负”的华人办起了私校。
只需要租一两间办公室，接受教育局的检查，三年内正常运营且没有投诉就被视为合法运营的教育机构。
在这样的学校里，老师大可以个给原本75分的学生“提高”到85分，并给出和公校、顶私同等认可的学分。
因此，有那么几年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刚刚登录的华人学生都以公校为落脚点，读到第二年就都纷纷转学去了普通私校。
在升学环节，又因为加拿大是预录取制，且只看成绩，这些私校就提供预估分数给大学，开办了不少“直通车”项目。
而大学的逻辑也很“感人”，“他们觉得，你既然敢申请，就说明你肯定有实力。”哪怕最后成绩不合格，也能拿着录取通知书，美滋滋地上大学预科来弥补。
这些都曾经引起过公校、顶私的不满，不过19年疫情这个巨大的偶然因素之后，因为生源的急剧减少，这些华人普通私校都纷纷倒闭了。一切又都重回寂静。
当然了，这里要说一下，还是有不少有历史的华人私校办得非常优秀的，至少在重视学术方面，无人能敌。
这里还要说一点，就是加拿大大学看似好进，但其实淘汰率非常高，本科读5、6年毕业的大有人在。
想进“顶私”没那么容易，公校也不是为留学生开的
在留学这件事上，家长倾向于接受自己喜欢的信息，多多少少造成了“信息茧房”，同时又习惯性地以中国的教育理念去理解，产生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增加了很多“过度消费”。
朱老师曾经陪一位家长“考察”多伦多一所顶私，家长对各方面都很满意，唯独“嫌弃”学校不是IB体系，他在国内时对IB学校很有好感，所以会把这种执念带过来。
但很遗憾，如果不是要去美国，本地OSSD（安省高中毕业证书）就足够了。即便是去美国，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一些“个性化”的内容，也很有胜算。
我认识好几位加拿大陪读多年的家长，都陆续地放下了对国际化课程体系的执念，转而拥抱本省的高中课程了。在他们看来，既然已经从“内卷”的漩涡里逃出来了，就不要再把孩子往“火坑”里送了。
用一位驻多伦多的“海淀妈妈”的话来说：
“像鸟儿脱离了樊笼回归天空，有文化休克，但都可以克服，而且我们不怕翻倒重来。”
不过这都是过来人，没有接受加拿大这一套“佛系”理论的家长，依然会对学校排名等问题耿耿于怀。
“顶私”尤其受国际学校家长的青睐，然而事实上，“顶私”很少接受九年级以后的“插班生”或“走读生”，每个学校本身对于留学生的招收比例也有严格的控制，最多只有10%，再多的话学校应付不过来，无论是在班额还是学业顾问的配比方面都是很大的挑战。
12年那会儿，朱老师的两个女儿都就读一所百年女校，整个学校只有200来人，每年毕业40个学生，来自世界各地，非常均衡。
以至于在中国学生大量涌入的年景里，校长对朱老师苦口婆心地说“请千万不要再宣传我们学校了”，多少为得也是平衡多样性的问题。
很有趣的是，很多人（包括加拿大人自己）都认为低龄留学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收入增长点，但事实上低龄留学学费并不高，而且教育局本身的投入也很大，最后竟然办成了一个“政治正确”的项目，也就是为了配合多元化的国策而诞生的产业（最赚钱的当然是大学）。
说到底，加拿大公立教育本质上还是为本地学生服务的，这大概是低龄留学家长最需要清醒意识到的一点。
“天坑”变“天选”，语境很重要
中国父母总有一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心态，认为读完大学才叫“完成任务”，这就跟加拿大公立教育“天选打工人”的培养模式不同。
本质上，公校是以毕业作为目标，追求教育平等和全面，为未来各个阶层提供合格的劳动力。
某种程度上来说，学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加强调的可能是课外活动。高中毕业也会出现分流，但国内是通过考试把人分流，加拿大则是通过学生自己的选择来区分职业和学术走向。
这种职业教育早在幼儿园时期就有渗透，每一个阶段学校都会设置职业体验和职业教育，孩子自然而言就有了“读书是为了将来从事某一个职业”的概念。
朱老师记得9年级的时候，女儿回家要访谈家长，了解父母是做什么的，收入如何，为什么做这份工作，有哪些乐趣，遇到挑战时怎么应对。到了十年级，这些都会成为他们规划未来职业的参考。
而到了10年级，做职业规划时，学校更是要求学生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场景描写，小组作业等方式，去模拟各种职业场景，有人扮老板，有人办打工者等等。
本地学生往往玩得很尽兴，也对自己的性格和兴趣有了大致的判断，很遗憾，留学生往往因为太过陌生无法投入。家长们也会觉得10年级就考虑就业“太早了”。
结果就是，等到后面选专业时，依旧凭借家长们的“异国经验”去选择，这就会产生职业方面的“断层”。
说到职业断层，这几年国内最火的一个话题就是“海归就业难”。其实也是由于中西语境不同造成的差异。比如，在国内，生命科学被誉为“天坑”专业，但在加拿大它是医学、环境科学甚至兽医学最低的敲门砖。此外，和自然、医疗相关的专业也很吃香。因为加拿大森林面积广阔，需要大量的森林管理人员。
作为全民医疗的国家，加拿大始终缺少医护人员，多伦多大学世佳堡分校的护理专业比计算机还要高分。
甚至还有很多学生高中毕业后放弃读大学，转去读大专，这在中国家长眼中大概是“大逆不道”的选择了吧，但其实有很多大学毕业生空有理论没有实操，需要在大专“倒读”拿到牌照才能上岗。
反过来，诸如建筑设计、人工智能等高大上的热门专业不仅学费高，就业也不见得容易。
因此，这里就需要家长把留学的目光放得长远一些，去想一想将来毕业后，是希望留在海外，还是回国发展，以此来倒推当下的职业选择。
这一点就很像私校的做法，私校没有“打工课”，但它会引导学生思考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以此来倒推大学的专业，以及高中的选课。
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当地学生很少会在职业选择时“向钱看”。
不是说钱不重要，而是说在加拿大没有很明显的阶级分层，部长开的车可能还不如普通人。几年前朱老师带家长旅行的时候，一定会去市政厅，有时候遇到市长出来喝咖啡，就可以直接和他合影留念。
另一方面，当地人的概念里没有必要为了买房子付出那么多，赚的钱足够养活自己即可。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连难民都能生存下来，留学生一定也有办法。
这里朱老师还有一个“窍门”，适用于没有足够时间去找寻自己专业方向的同学。那就是“读老师”。
“读中学就是读老师”，特别是私校老师大多毕业名校，在选择做教育之前往往有过丰富的从业经历，可以问问他们专业选择的原因，以及职业道路转变的历程，不仅能给老师留下好学的好印象，同时也能练英语，还能了解各种专业的发展情况，一举三得。
我们以前总是很欣赏“孟母三迁”的做法，但不管怎样，她都觉得体面的读书才是对的，这在加拿大的语境下是值得商榷的。
朱老师的邻居是一对多大教授，他们的孩子高中毕业后选择做起了厨师。
另一位多大数学系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在毕业后选择研制雪糕配方，不仅拿到了身份也成就感满满，对此父母不知是该遗憾还是该窃喜。
允许孩子失败，才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说了这么多，加拿大的教育到底怎么样？这也是我很想知道的问题。
十多年来，朱老师送出了上千个孩子，去掉无法逆袭的“学渣”这个“最低分”，再去掉最终流向美国的“最高分”，平均来看加拿大教育系统里培养的中国孩子符合人们对西方教育的普遍期待：
有主见（早早知道自己的人生道路），
有理想（很多孩子也都怀揣着改变世界的抱负），
有视野（能够早早参与到超越年龄段的科研项目当中），
有资源（语言不再是障碍）……
“某种意义上来说，低龄留学起到了催熟剂的作用。一方面，唤醒了孩子内心对学习的渴望，另一方面也可能内在的一些东西受到了伤害，或者因为早早成熟变了味道。”但这似乎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多少都会遇到的问题。
理想的情况下，朱老师认为孩子最好能够在家长的陪伴下在加拿大完整地读上4年，在语言、文化以及制度等方方面面都能做好充分的准备。
没有家长陪同的孩子很容易失控。这就好比，孩子原本在游泳池长大，一下子把他抛到大海里，不呛水是不可能的。
而另一方面，国内的家长又往往不允许孩子失败，就造成了孩子的心理问题。
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低龄留学的孩子而言原生家庭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因此特别建议家长不要跟风式地追赶留学的热潮，也不要轻易地受大环境影响。
在决定留学前要做好规划和训练。
规划方面
既要听成功案例，也要听取失败的案例，听取“前线”发来的最新“战报”。要清晰地了解提前两年做什么，提前一年做什么。
疫情之前，朱老师都会建议家长带孩子来游学，这样一来孩子就会有学英语的动力和紧迫感，如果游学后发现孩子对英语都不感兴趣，那还是不要把孩子送出来，会很痛苦。
训练方面
要提前体验住宿生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算独自出来也能确保生活有序不脱轨。
最基本的生活、学习能力，家长一定要多花一点心思，做好一切的准备，千万不要“一窝蜂”地仓促出来，这不仅仅是换个地方读书那么简单，而是像把一颗树挪到另一个地方去种，又没办法及时松土、加水，能做的是让小树尽快具备强大的适应得能力。
其实，家长不允许孩子失败本身就是一个不成立的命题。人的一生总会遭遇各种挫折，尽早遇到才能够尽早免疫。这个过程也是对家长的修炼。
最后，朱老师想再提及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当下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低龄留学”。
“个人觉得，如果有条件且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低龄留学是一个好的选项。我们能够在这种差异化的环境中感受不同的教育，迎接更大的挑战。在舒适圈外，体会人生的不同选择，这段经历不仅能让我们成长，也能让我们拥有更强的生命力。人生或许也会更加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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