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上高中的那些孩子都去哪儿了？
2022年的秋招，从7月延续到12月，5个月过去，很多学生依然没有收到合适的offer。
11月15日，教育部公布了2023年应届毕业生的人数，预计1158万人，同比增加了82万人。对他们而言，眼下除了等待春招，做好最后的冲刺准备，似乎也别无他法。
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不仅仅受疫情影响，而相应的，蓝领就业市场却看似有不错的前景。
2021年《中国蓝领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显示，疫情下我国蓝领就业指数大幅回升，甚至已经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
大学生就业难，会迎来又一波蓝领用工潮吗？
在国家大力提倡职业教育下，在普职分流的当口，我们要让孩子选择接受中职教育吗？
职校生就业真的顺利吗？
无论职校生还是大学生，就业难背后，有什么样具体的教育问题……
这些问题以及更多延展问题，接下来这篇文章会从“对中职学生的观察”、“中职学校的生源、教学内容、学生就业情况”、“国外职业教育和职业规划教育”三大部分，和大家探讨一下。
“中职学校就是垃圾改造站？”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全国共有中高等职业学校1.12万所，在校生超过2915万人，已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了。
其中共9896所中等职业学校，包含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
2020年有591.13万的初中毕业生去了中等职业学校就读，而升读普高的初中毕业生数量为876.44万，也就意味着：40%的人去了中职。
可在动辄讨论985、211、小镇做题家、内卷、剧场效应等的舆论环境下，这些孩子是被忽视的、很少被看见的。
他们在15-18岁读了中职后，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稍作了解后我们发现，他们并不仅仅是没有按照“高中-大学-工作”如此的人生轨迹来生活，他们经历的，远不止“偏离正轨”这么简单。
《垫底辣妹》
他们中有“迷茫者”：
每日上课、睡觉、玩手机，不知道未来在哪，也不知道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
像一位曾在中职学校参加教育实习的老师所说：“那是一个让人无力的环境，哪怕当时的我只有二十二岁，身上无限的热情亦被这种无力感压得喘不过气。
孩子听不懂就直接放弃倒头睡觉，哪怕上一秒还被我讲的段子逗笑。家长连最基本的经济支持都无法保障，学校也很少能跟大厂达成联合培养。”
他们中有“走出者”：
在职业教育还没有现在这么受国家重视、很多家长眼中是看不上读职高的10年前：
就有学生通过用心读书，每年都考第一名、都拿奖学金。职高毕业参加高考，考上了对口本科，成为学校历来第一位考上对口本科的学生。
他们中还有“自主选择者”：
有学生是上海中职生，因为是外地户口无法考高中、又不愿回家上所普通高中、上海中职学校又不错，所以去了“3+2”，也就是“三年中专两年大专”。
虽然听着不咋地，但实际上所学专业的分数线已经跟普高分数线差不多了，所以对自己中职生的身份并不感到自卑。
《垫底辣妹》
职校生群体是多样的，不仅仅是“学习不好、没有未来”的代名词这么简单。
不过这份多样性鲜为人知，相对应的，是一直未被消除的歧视。他们在有些人眼中，是“差生”，“逃课、抽烟、喝酒、打架”。
尽管他们很多不是问题少年，有一部分学生也很努力，从不逃课，老实到连“约架”的事也没听过，顶多在课上睡觉、玩手机；
上学期间打零工是很多学生的常态：发传单、当餐厅服务员、酒店服务生、上工厂流水线；
甚至有些哪怕是县城职校的学生，初中文化成绩普遍不高，但身上依然有很多闪光点，像幼师班的孩子画画、手工、书法很厉害，让老师觉得自己终于不用用成绩来评判一个人。
可加诸于他们身上的歧视，让我们在黄灯谈所教的二本学生称自己是“工业废水”后，又听到了一个让人心痛的字眼“垃圾”。
《十三邀》许知远对话黄灯
清华大学博士后梁自存在读时研究职业教育，曾在某职校调研两年，他常听学生讲一句口头禅：“我就是个垃圾”，学校里的老师说“中职学校就是垃圾改造站”。
但成为中职生明明不仅是他们自身的问题，是家庭、学校、大教育环境多因素造成的，背后有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摊开看中职教育
普职分流比例虽然很大，但去中职学校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农村学生。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的数据显示，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农村学子在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就步入了社会，这种情况直到90后这一代才有所改观。
而在90后这一代，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对广东、四川、贵州三省30所中等职业学校的跟踪研究发现，在这些学校70%的学生都来自于农村，或者是在城市但没有本地户籍的流动儿童。
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相比本地初中毕业生超过六成上普高的比例，流动儿童能升读普高的比例一直以来都不到40%。
《小偷家族》
面对这样的生源，全国大部分中职，入学零门槛，完全不需要竞争：不限分数和户籍，免学费，只要求有初中毕业证。
在学生入校后，所接受的有时也是比较脱节的职业教学，“会计还在练数钱，模具还在练锉铁”这句话听起来夸张，但在有些学校，却很接近现实。
像挂牌模具专业，前两年学生一直没见到模具，只见到模具图片；
一些学校汽修的车旧到学生毕业后发现，如今的车型大家都不会修；
学了三年的视频制作，用的软件竟然是会声会影，学的动画竟然还是flash；
练数钱的会计专业虽然已经更名为“会计事务专业”了，但实际上却是培养为专业会计服务的辅助性岗位——帮忙记账、跑腿、办税、扫描；
教学内容落后市场很多年，教学理念也很难创新、师资力量也很难跟上。
据梁自存博士，这些孩子大多不适合灌输式教育，但完全能通过增强参与和互动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用另外一种方式学有所成。
可很多老师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用适合这些学生的方式去教他们。
这样导致的一个明显结果就是，校企合作根本不可能实现，学生就业很难有保障。
而且现在很多大企业都有内部的企业学院，用来培养内部员工考证或者培养工人，这样的培养对企业来说精准对口，根本不需要和中专技校对口，成本高风险大。
再加上社会认可度低，有些中职生的就业情况，并不容乐观，甚至毕业即失业。更何况，如今的劳动力市场，学历贬值愈发严重，普通大学生都不好找工作，更别说职校生了。
《花束般的恋爱》
就业这条路不好走，摆在中职生面前的就只剩一条路——升学。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大型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不少中职学校都以升学为取向，依托“五年一贯制”“职教高考”等渠道，有的中职学校学生就业率不到10%。
但升学压力并不小，如果是对口升学，按照规定，中职生只能考本省一小部分本科的个别专业。广东省400多所中职，本科名额不足1000，平均每个中职学校不到两个人。
而且，最重要的是，当中职和普高一样偏重升学，本该注重职业技能的中等职业教育定位，就非常值得深思。
国外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教育
他山之石或许可以攻玉
国家大政策支持职业教育，是近几年的事情，在国外一些国家，职业教育则已经实施了几十年，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或许可以从他们身上，借鉴一些经验。
比如德国，国家和社会对职业教育非常重视。
它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一般是3年或者3年半，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开展，学校教文化和理论，企业教实践，两者比例大概3：7。
这属于学徒期，结束后，学生要通过行业组织的职业资格考试，分为书面考试和实际操作技能考核两种，然后获得国家承认的岗位资格证书。
这只是开始，此后技工还要评级，有些甚至从0-14级，级别越高，薪资也越高。技工的收入也高于普通白领，德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年薪为30000欧元左右，而技工的平均年薪是35000欧元左右。
而且如果技工想要继续深造，还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第一，申请进入应用技术大学学习，毕业后拿到硕士文凭。
第二，通过补习取得“Abitur”（完全中学毕业文凭）后申请综合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与此同时，还有职业专科学校、职业提高学校、职业高中、专科文理中学、专科高中和“双证书”教育等等，它们共同组成了德国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
在这样的职业教育体系下，所以德国人从小拥有更广泛的选择和出路，不存在走哪条路线更有未来。
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但更根本的，是职业规划教育。
不管孩子将来是选择职业教育还是普通高等教育，职业规划教育对他们而言都是基石。
因为关注学历、技能、就业等问题只是教育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关注孩子的人格培养，引导孩子发掘自己的兴趣和潜能，从而让孩子能选择最适合自己、自己最想走的人生路。
而芬兰这个国家在这一点就做得很好，他们不仅有因材施教的教育体系：
还从中小学开设职业规划课，小学阶段重在培养教育兴趣、职业启蒙、做决定的能力；
中学开设职业和创业素养的必修课，重在自我认知、职业体验和未来职业规划；
到了高中，自由的选课制度则让大多数孩子，已有自己心仪的专业发展方向。
所以芬兰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很清楚自己的教育选择和职业方向。
另外，芬兰有足够强大的师资力量，去实现职业规划教育。
职业规划教育可不只是职业知识、技能这么简单，会将自我认知、教育选择、职业认知和技能这三大方面统统融入孩子的成长过程。
而从周成刚老师《不一样的成长》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芬兰学校所有的教师都必须拥有硕士以上学位，这是教师行业的硬性条件，教师的招聘程序也非常苛刻，入职前一般需要经过好几轮职业考试。”
当然，我们也有比较成功的职业教育，像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探索独具特色的“产教科融合”路子，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腾讯、京东、华为等合建产业学院。
数据显示，近年来深信院毕业生入职世界500强、行业龙头企业的比例超过16%，每个学生有10余个岗位可以选择。
不过，这样的成功比较依赖于当地情况，是少数的个例。从根本上看我们的教育，很多家长和孩子，无论是在职校选择还是高考后的大学选择：都充满了盲目性。
要么听招生宣传的老师、要么听孩子老师或身边人的建议、要么匆忙地上网检索，在这个人生岔路口上，把绝大部分主动权交给了命运。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弃北大读技校”这样的新闻出现，看到很多学生工作岗位和专业方向大相径庭，看到很多学生后悔人生走了弯路。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不应是一句有隐含意义的话，而是一座远山，仅仅一个愚公是不够的。
需要我们在教育改革过程中，不断地寻找适合我们的解决之道，从而破除内卷、学历贬值、就业难等系列问题。
这个寻找过程，需要国家、社会、学校、企业、家庭的合力，需要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
最重要的，是让每个孩子从青少年开始，能逐渐成为他想成为的自己。
正如香港大学荣休教授、连续十年担任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访问教授的程介明老师，在《教育之变》这本书中的一段话：
“成绩和升学，不过是学生人生中的一小部分。假如中学的使命远远超乎升学与就业的分流，学生在中学必须学到的，应该是终身生活的基础。
从社会就业环境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后工业社会更需要的，是个人潜力得到发挥，每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开辟自己的天地。
教育也需要重新回归这样的使命——那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主动地创造机会，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机会。
或许这才是未来破除“内卷”的唯一出路。”
以上就是关于《中国没上高中的那些孩子都去哪儿了？》介绍。爱思学，您的教育规划师。
